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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何為?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發表時間:2021-06-24
                         

                        大學中文系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不是一個今天才有的問題。從近代引入西方大學制度開始,中文系該怎樣辦,如何設置科目,培養什么樣的人才,學生畢業后出路怎樣,都曾引起過熱烈的討論。最有名的意見,來自于聞一多。1946年暑假前,他口頭向清華大學提出《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1,建議“將現行制度下的中國文學系(文學組、語言文字組)與外國語文學系改為文學系(中國文學組、外國文學組)與語言學系(東方語言組、印歐語言組)?!闭J為“舊制的特點,是中西對立,語文不分”。中西對立,指的是當時大學的文、法兩學院絕大多數的學系,所設立課程都兼講本國與外國的學問,唯獨文學和語言,仍依國別分作中國文學與外國語文學兩系,這是十分畸型的現象。他猛烈抨擊說,許多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是以保存國粹為己任的小型國學專修館,集合著一群遺老式的先生和遺少式的學生,說他們“抱著發散霉味的經史子集,夢想五千年的古國的光榮”。而外國語文學系,則被他斥為文化買辦,是“高等華人養成所,唯一的任務是替帝國主義(尤其是大英帝國主義)承包文化傾銷”。聞一多曾留學美國,但他是一位有著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學者,故對“帝國主義”本能憎惡。而他又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傳統影響的學者,郭沫若說:“(聞先生)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游泳,而是作為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為了要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鉆進古代里去刳它的腸肚的?!?我們只要看他的《詩經》的研究,“不僅從文學、語言學、史學的角度,而且要以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文藝發生學、民族心理學等科學方法和態度,即從最新的角度研究《詩經》,使《詩經》既可當作文學作品讀,又可當作社會史料和文化史料讀”3。就可知聞一多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把中國傳統文學僅看成是歷史文本,而與傳統的依本儒家詩教之旨的詩學胡越相隔。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感情上激發大眾,使大眾不再相信“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興觀群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教”4,而聞一多則在學術領域延續了新文化運動,“從本質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論《詩》的‘價值觀’和傳統的‘詩教論’”5。他著有一本唐詩選本《唐詩大系》,王瑤指出,其在“講授時也并不過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賞;更重要的,他把選本中的詩當作文學史的例證來闡明文學史的發展;考訂作者所遭遇的史實,和在歷史中的關系及地位”6。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百年,聞一多研究及授課的模式逐漸成為大學中文系的主流。

                        聞一多又敏感地發現,語言學與文學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他指出:“語言學發展的趨勢,就是語言學的科學化。語言學已經成為科學,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是這門科學的一個分支;而文學是屬于藝術的范疇。文學的批評與研究雖也采取科學方法,但文學終非嚴格的科學,也不需要、不可能、不應該是嚴格的科學?!彼旅嬲f的話,大概當代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專業的學者沒有不同意的:“語言學與文學并不相近,倒是與歷史考古學,尤其社會人類學相近些。所以讓語言學獨立成系,可以促進它本身的發展,也可以促進歷史考古學與社會人類學的發展?!?盡管聞一多的古代文學研究,大多采用科學方法,但他畢竟是著名的新詩人,他知道文學屬于藝術,不可能像語言學那樣,徹底地成為科學。將語言學與文學捆綁在一起,既妨礙語言學的獨立發展,也過多占用文學教學的時間。眾所周知,文學的學習需要大量的閱讀,而對語言文字感興趣的同學,多是感情淡薄而理性豐裕思維縝密的,志趣不在文學作品,如將語言文字之學獨立成系,有志于文學的學生就會有更多時間閱讀,想從事語言文字研究的同學,也不必為學習他們興趣不大的文學作品而徒耗青春。程俊英就認為,“語言學另成一系后,中國文學組學生馀下的時間較多”,可以用來擴充中國文學史的課時,并將文學批評、文學概論等課增設為必修。7而反對者呂叔湘則以為:“一種語言是一種文學的medium,正如水之于魚。不識水性不知魚之樂,不精一種語言不能欣賞那種語言里的文學?!?故他希望能“稍微看重點兒”一種文學和一種語言之間的依存性,不贊成語言學單獨成系。但他忘了,在《馬氏文通》之前,中國人根本沒有語言學,照樣吟詩作文,填詞度曲,譜傳奇而撰小說。學語言和語言學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

                        聞一多最后談到了他理想中改組后的文學系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造新中國的文學?!倍侄蝿t是“采用舊的,介紹新的”。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要批判的接受,有計劃的介紹,要中西兼通”。

                        盡管聞一多對中國傳統文學不無偏見,但他認為要中西兼通,要將語言學與文學分離開來,卻有非常之見地。他的同事朱自清9,及上海學者陳望道、徐中玉、陳子展、朱維之、程俊英等,莫不贊襄他的意見,然而從1948年1月此議在《國文月刊》第63期公開發表至今,沒有哪一所高校采用他的主張。原因既在于朱維之、陳子展所指出的師資問題,即“國文教授不懂外文,外文教授不懂國文”10,也在于徐中玉所指出的成見:“唯其彼此都屬無知,所以冬烘才能以為中國文學系只可以并只需要限在‘中國’的范圍之內,稍一越出范圍便認是‘駁雜’‘附會’;亦所以假洋鬼子才能以為外國文學系本與中國文學無涉?!?1或許還在于呂叔湘所指出的,“成問題的是合式的學生。修習這兩個新的學系的學生,必須在入學的時候在中文和至少一種外國語的認識和運用上,同樣的都已經有相當的造詣,然后這個新的方案方才能發揮它的最大的作用?!?2但更重要的,還是近世人文學術的發展既然循著科學道路,則不能不益加專門、精密,“分”的力量遠較“合”的力量更為強大。

                        《國文月刊》對大學中文系或曰國文系的討論,從1941年就開始了。其背景是1939年當時的教育部頒布了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表。先是1941年第1卷第10期,《國文月刊》刊發了程會昌(程千帆)的《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編者認為“有不少好意見”“這種商榷極有意義”13,顯有引發爭鳴之意,然而此文遲遲未有反響,大約因為文中指出1939年部頒科目表給學生的習作時間不足,僅列各體文習作一科,四學分,且包括古代現代各體,文言訓練嚴重不足,而其他學者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1942年16期,程千帆又發表《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弊》,以為弊在“不知研究與教學之非一事”,“不知考據與詞章之非一途”14。此文一直到1944年和1948年,才有陶光、徐中玉著文商榷,反倒是1945年39期丁易的《論大學國文系》,很快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丁易此文,首先明確了“大學為什么要設立國文系,它的目標究竟在哪里”的答案:“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造建設?!?5圍繞這一目標,他認為應將國文系分為語言文字組、文學組和文學史組。文學組的課程內容“主要的是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以及創作實習等”,“至于創作實習則是本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應占本組課程二分之一?!?6丁易所說的創作實習特指新文學,他反對部定文學組仍然保留傳統各體文學的習作,認定“舊文學已到了末路,不值得再去創作,那么它就僅僅剩下了歷史的價值了”17,故設立文學史組“一為史的系統研究,可別為分期的文學史、分類的文學史兩種。二是史料的整理,或是一個作家的生平考證,或是一部作品的??庇栐b。目標十分鮮明,只限于整理研究?!?8

                        今天我們可以知道,現行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完全是依本丁易文學史組的設想而運作,中文系可以說是與文學創作漠不相干的一個系所,中文系的學者,并非如一般社會人士所想象的那樣,都是才子才女,而幾乎全都是嚴肅的科學家。但在丁易本人,其實是想讓設想中的中文系文學組承擔起培養新文藝作家的任務的。

                        盡管丁易的觀點已經十分折中了,還是不能為持科學立場的學者所容。語言學家王力很快就著文反駁。王力認為大學里只能造就學者,不能造成文學家。他的理由如下:

                        一、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

                        二、西洋大學里很少著名的小說家或戲劇家或詩人充當教授。文學家如果充當教授,他是用學者的資格,不是用文藝作家的資格。

                        三、大學教授在教室里講授的應該是不容否認的考證或其他研究的結果,不應該是那些不可或很難捉摸的技巧。若教學生們寫作,如果學生是沒有天才的,將是一輩子都教不好,如果學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學作品可能遠勝于他們的老師,老師將憑什么去教他們呢?

                        四、學生的一篇文藝作品的好壞,是很難定出一個客觀的標準的。況且還有文學的宗派的問題。19

                        王文的觀點,直至今天仍占中文學界的主流。但其實他的理由每一條都站不住腳。王力本人著有《漢語詩律學》《詩詞格律》等著,但他自己所作的《龍蟲并雕齋詩集》,沒有一首出彩之作,故他對文學創作乃至文藝的創作完全懵然。任何藝術,包括文學,在成為藝術之前,首先是技術。沒有技術,不經過對經典作品的模仿,任何人的天才都無法充分發揮。此不但中國傳統文學為然,我們只要看Robert McKee的《故事》一書,自1997年初版以來,一直是全世界編劇的第一必讀經典,至今仍屬于美國亞馬遜最暢銷圖書之一,指導無數人從事小說創作、廣告策劃、文案撰寫,就可知普遍以為不需要學習的文學創作,實則是多么需要專業的指導。曹文軒先生在北京大學首創小說創作學碩士點,學生畢業不需要寫論文,只要其創作的小說能得到著名作家的認可,即可畢業。這一實踐也說明,新文學創作完全可以通過課堂傳授。

                        任何一門藝術的技巧都有規律可尋,并非如王力所云“不可或很難捉摸”,成為大作家、大藝術家的天才,主要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心靈上、思想上。我們很難要求所有的中文系語言學專業的畢業生,都取得王力這樣的成就,然而又如何能要求接受了新文學創作的專門訓練的學生,個個成為魯郭茅巴老曹呢?況且,又如何證明魯郭茅巴老曹要是受了中文系的專門訓練,不會取得比他們本來成就更大的成就呢?誠如徐中玉所駁:“王(力)先生既然承認‘大學的課程對于文學的修養不是沒有幫助’,為什么又要說‘有價值的純文學作品不是由傳授得來的’?作品本身當然不能傳授出來,而是自己修養出來的,既然課程對修養有助,為何便不能對‘造成文學家’有助?”20

                        且不說人文學科與科學不同,有其鮮明的民族性,不該以西方大學的做法,作為衡量中國大學的標準,單是近年來英、美等國,很多高校開設創意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碩士專業(一般分詩歌與小說兩組),就可知即使是在高度科學化的西方學界,也日漸意識到,寫作能力可以而且完全可能由大學課堂進行訓練。

                        至于說一篇文藝作品很難有客觀的標準,這同樣是具有科學家頭腦的人對文藝的偏見。杜甫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才漸漸建立起來的,但一直到清初,還有王士禛這樣的詩人,引用宋初楊億之語反對他21。然而我們能因為楊億、王士禛的反對,就否認文學史上對杜甫的評價,事實上是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嗎?杜甫與王維詩風是那樣地不同,而如果將杜王并列,絕對得不到多數人的認同。文學評價的標準固然有風會、宗尚、正變等因素,但每一種文體,都有一種文體的合格標準,這是人所共見而易于把握的。低于此標準,即為不合格,此完全無關于風會、宗尚、正變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對文學創作的大家和名家的看法,也絕少存在分歧。詩賦是科舉時代最重要的考察科目之一,如果認為文學作品沒有標準,又如何能進入考試達千年之久呢?

                        王力和很多學者一樣,把文藝想象成純粹天才的產物。而不但著有《人間詞話》,更著有《人間詞》的王國維,就非常明白,只有極少數的文藝作品,是由天才創制,而絕大多數的文藝作品,其實都不是天才所制作:

                        “美術者天才之制作也?!贝俗院沟乱詠戆儆嗄觊g學者之定論也。然天下之物,有決非真正之美術品,而又決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決非必為天才,而吾人之視之也,若與天才所制作之美術無異者。無以名之,名之曰“古雅”。22

                        王國維以為,“藝術中古雅之部分,不必盡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敝灰淙恕案裾\高,學問誠博”,縱無藝術之天才,其制作亦不失為古雅。若宋之山谷(黃庭堅)、明之青丘(高啟)、歷下(李攀龍)、清之新城(王士禛)等,“其去文學上之天才蓋遠,徒以有文學上之修養,故其所作遂帶一種典雅之性質。而后之無藝術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與第一流之文學家等類而觀之”23。

                        而即使是文藝的天才,專業的訓練對其發展也至關重要。王羲之從衛夫人學書,杜甫說“轉益多師是汝師”,要其子“熟精文選理”,梅蘭芳從吳菱仙開蒙,又曾在富連成科班搭班演出,還向王瑤卿學習花衫行當的表演,向喬蕙蘭學習昆曲……沒有專業的訓練,文藝創作不能成其大,作品不可能流行得既廣且久。傅庚生贊同丁易、李廣田的觀點,認為大學中文系應當主動倡導新文學的創作,“中文系固然不該——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為目的,卻該希望有部分的天才在這里接受一種薰陶,投得一條門徑,遇到一番啟發,學習一些技巧”,他反駁王力的話“如果說新文學的人才可以養成的話,適宜于養成這類人才的應該是外國語文系,而不是中國文學系”,說:“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同時也是鐵一般的鑄成了大錯。我們應該因錯誤而檢討,想一個補救的辦法;不該因為看到‘票友下?!娜税褢虺貌畈欢?,便一口咬定說‘科班’里反而不會造就出本行的人才來?!挛膶W的修養不能由舊文學中取得’,是不是一種脫節失敗的現象?‘中文系的學生多數視外國語文為畏途’,難道說是先天性的,不能付糾正的嗎?”24王力舉茅盾、曹禺、馮至、卞之琳、朱光潛、梁宗岱等人為例,認為這些人正因西文根底深,才成為新文學的人才25,這樣的例證法實在不夠科學。如果我們說因為當代作家余華、畢淑敏、馮唐都是學醫出身,就認為醫學院是適合造就文藝人才的淵藪,豈非荒謬?

                        傅庚生精當地指出:“在古今中外一縱一橫的交叉點上,才是新文學創作者的起腳點。中文系里應該給部分的天才者指出這么一個路標,而且供給他們以所需要的知識,自然便會培育起繼往開來的芽甲?!?6如果當代作家都能在一個重視創作的中文系接受中西古今文學的專業訓練,他們將會取得更大更輝煌的成就。

                        王力反對中文系教創作的四點理由,是中文系能不能提倡創作的問題,而他認為大學只該講授科學知識的觀點,卻是中文系該不該提倡創作的問題。王力的基本立足點是:“大學應該是知識傳授的最高學府,它所傳授的應該是科學,或科學性的東西。就廣義的科學而言,語言文字學是科學,文學史是科學,??笔强茖W,唯有純文學的創作不是科學?!?7如果王力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藝術院校都可以關張大吉了,一切的藝術的天才,美術的、音樂的、戲劇的……都自動失去了入大學進修的資格。至于西方大學還有神學專業,可授予神學博士學位,更加沒有存在理由了。

                        在中文系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的問題上,徐中玉的意見最公允:“中文系不必要也不可能專以造就作家為目的,但亦不能說造就作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中文系應該造就學者,也應該造就作家,學生愿意成為那一種人決定于他們的興趣和才能,但學??刹荒懿粸樗麄冊O備種種可以使他們成為作家的條件?!?8可惜,多年以來,我們很多的中文系主政者視熱愛創作的學生為不務正業,對于抱著熱愛文學的興趣而投考中文系的學生,先是當頭一盆冷水:“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再用科學的訓練去消耗掉學生對文學的全部熱情。于是,本來很可能產生出來的優秀作家,就這樣被成批量地扼殺掉了。王力回憶說,1934年時,有清華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在《清華周刊》上著文說,清華中文系的教授如朱自清俞平伯聞一多諸先生都是新文學家,然而他們在課堂上只談考據,不談新文學,言下之意很是失望。針對這個觀點,在當年的秋季開學時,聞一多坦白對新生們說:“這里中文系是談考據的,不是談新文學的,你們如果不喜歡,請不要進中文系來?!?9然而,從來如此,便對么?如果只談考據,不講創作,又如何實現聞一多后來所主張的目標——“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造新中國的文學”?

                        他們如此地重視考據,而輕視詞章,是因為他們認為科學比文學更實用。而之所以認為實用之物更有價值,又是受西方現代思想的影響。程千帆說:“案滿清學術,一由于明學之反動,二由于建夷之箝制,考據遂獨擅勝場?!拔餮髮W術輸入,新文化運動勃興,全盤西化之論,格于政治社會之阻礙,未克實行;考據之學乃反得于所謂科學方法一名詞下,延續其生命?!?0中國學術本有義理詞章考據三途,為什么從前是輔翼義理詞章的考據之學,乃成今日學術之惟一大宗呢?因為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思潮反對上帝,認為人各有其知,故必要先推翻基督教的義理,因為崇尚平民化,故亦不重視修辭,所以人文學科也就只能走向科學化的道路。而中國受西方影響,全盤否定儒家義理,在文學上反對貴族化,也就必然要鄙棄詞章,只重考據了。正如程千帆所云:“義理期于力行,詞章即是習作,自近人眼光視之,皆不足語于研究之列。則考據一項,自是研究之殊稱?!?1

                        一九四〇年代的關于大學中文系的討論,大都基于現代的立場。無論是聞一多提出的“建設本國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及創造新中國的文學”,還是丁易的“對中國舊文學的整理結算,對中國新文學的創造建設”,或是李廣田的“批判地接受舊的文化,創造并發展新的進步的文化”32,本質都一樣,都認為中文系要傳授的,是實用的、為人的學問,其基本立場,與中國傳統的非實用的、為己的學問涇渭分明。而程千帆的兩篇文章明顯不同,是從傳統學問的立場出發而立論。但程千帆對自己的立場并無清晰的認知,亦未執著堅守。比如他指出持考據之方法以治詞章之蔽,是緣于“考據重知,詞章重能,其事各異。就詞章而論,且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詞章,故于緊要處全無理會。雖大放厥詞,亦復何益”。又謂“考據重實證,而詞章重領悟”,“領悟前文,要當從習作入手”,“蓋能作,則于古人經心用意處能得較分明之瞭解;亦于歷代源流同異能得較了澈之領會”33。而一為陶光、徐中玉所駁,他就用白話文發表了一篇《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說自己沒有重詞章而輕考據之意,自己對考據本有濃厚興趣,也一貫將批評建筑在考據的基礎上;又稱自己“關于從習作舊文學去欣賞舊文體,及從習作舊文體去創造新文體這個意思”,是“個人不合潮流的偏見”34。他之所以會如此,便因他沒有意識到,他先前的中文系要加強詞章的習作的觀點,與新文化派的歧見是根本上的、不可調和的。這涉及到中文系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中文系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問題,而他只看到習作詞章對文學欣賞的作用,當然易為敵方所折。陶光說,要講清楚文學作品何以能動人,“只有研究作者的身世、環境、性格、遭遇,和作品底時代之背景,因為我們知道作品是作者性格和感覺的映現,而性格是由環境陶鑄,感覺是由生活接觸而來的;除非明白這些,我們不能知道,更不能說出!”又舉《容齋四筆》中著名的例子,有人把陶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夭無千歲”,以說明考據對文學欣賞之必不可少35,又說“知者不必能,能者也不必知”36。徐中玉文兼駁程千帆與王力,他駁王力是逐條反駁,而對于程文,他贊同不該“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學”,卻不同意對“持考據之方法以治詞章”的指摘,尤其認為習作詞章在中文系行不通:“中文系詞章課程不少,都要習作,是否來得及,是一件事;稍為習作一下,是否就能獲得真知,又是一件事?!庇终f:“從前讀書人誰都能哼哼唧唧謅上幾首律、絕,可是他們有的簡直不知道李、杜的詩真正好在那里;相反的,現代學者從不做舊詩,對李、杜作品的認識卻遠比前代能做舊詩者為高明?!?7今天也有不少兼為高?;蛏缈圃簩W者的詩詞界的朋友,指責大學中文系不重視詩詞創作的教學,其立論與程千帆幾無二致,可以想見,反對者也仍然會拿陶光、徐中玉的觀點來回復他們。

                        當然,陶光、徐中玉用以反駁程千帆的理由十分牽強。要正確理解詩詞,必須掌握大量的典故,懂得詩詞的特殊句法,更需要一顆幽渺的詩心。這些都是不懂創作只懂研究的學者所缺乏的?,F代學者對李、杜作品的認識真能比王世貞《藝苑卮言》、胡應麟《詩藪》、李黼平《讀杜韓筆記》、俞陛云《詩境淺說》高明嗎?吾不之信也!錢仲聯說過:“眼下有些人號稱鑒賞詩、注釋詩、研究詩而不通音律,不能為詩,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對詩歌的理解和闡說往往是霧里看花,隔靴搔癢,有時還會鬧出常識性的笑話來。這樣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8恐怕才是當代的常態吧?張志岳《與青年朋友談怎樣欣賞舊體詩詞》一文,開頭就明確道:“要學習舊體詩詞,也就必須會寫作舊體詩詞,而且還必須寫得比較好。只有這樣,自己對創作的甘苦有了一些體會,才能對古人的杰作體會得更深刻一些?!?9而程千帆在他晚年的名文《學詩愚得》中也指出:“要對古典詩歌進行閱讀、欣賞和批評,就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對具體作品的感受力,而提高這種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學習創作?!瓘氖挛膶W批評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作經驗。創作實踐愈豐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作品也就愈加深刻?!绻f我的那些詩論還有一二可取的話,那是和我會作幾句詩分不開的?!?0然而這些觀點是無法說服對立的一方的,因為后者既然從未有過創作實踐,自然也就不會明白創作實踐對于理解古人的作品何以重要。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以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文化派,對中文系的辦學目的的認識到底有沒有偏頗?1944年8月,當時的教育部重新修訂了中國文學系科目表,修訂為必修科目文選及習作六學分、詩選及習作六學分、詞選及習作三學分,曲選及習作三學分41,比程千帆建議的將各體文習作增至六學分,并設語體文習作為選修42更愈,這樣的課程設置,到底是一種反動、倒退,還是有著邃密的考慮的返本之舉?

                        新文化派認為大學里講授的應當是科學知識,但人類的知識,絕不只有科學一途。事實上,人類知識可分為宗教、科學、人文三方面,分別對應于中國傳統的天地人之學。宗教是因信得義,是關于信仰的學問,對于信仰一種宗教的人來說,決不允許自己有懷疑。你可以說宗教不科學,但決不能否認宗教在維系世道人心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否認其為一內在自足的知識體系;科學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可以證真亦可以證偽;人文(包括藝術)是關于我們的生命如何成長,如何與他人與社會更好相處的學問,很難像科學那樣有一個明晰的標準、分別的界限。人文學科正如潘光旦先生所云,“是一個人生經驗的總紀錄……人文學科所能給我們就是這生活上的一些條理規律,一些真知灼見,約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經證明為比較有效的一些常經”43。人文學科的宗旨在于《大學》的三綱: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卻不應該像科學那樣,以發現、解決問題為旨歸。明乎此,就當明白,大學中文系,應該是人文的中文系,而不該是科學的中文系。故大學中文系的根本目的,應當是通過文學而修德潤身,以期造就君子文士。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無論將來做學者,做作家,還是做語文教師、政府秘書、新聞記者,都該以明德新民為其畢生之志業。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途徑就是孔子所說的:“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蓖ㄟ^義理的篤行、詞章的習作、考據的講求,而日新又日新。

                        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古典的詞章的習作,就決不是不合時宜的,而是通向古典人文世界的必備津筏。學習詩古文辭的創作,不是要讓學生成為李杜韓柳,而是要讓學生接受古雅的訓練,從而獲得美育的成效。正如王國維所云:

                        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養得之,故可為美育普及之津梁。雖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創造優美及宏壯之物者,亦得由修養而有古雅之創造力。又雖不能喻優美及宏壯之價值者,亦得于優美宏壯中之古雅之原質,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價值,自美學上觀之,誠不能及優美及宏壯,然自其教育眾庶之效言之,則雖謂其范圍較大,成效較著可也。44

                        循此審視民國教育部1944版的中文系科目表,可知其依準的是中國傳統學問的學習方法——學修合一。中國傳統學問的本質是人格養成之學,無論是《大學》所說的“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边€是《學記》所云的“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倍紡娬{了只有實修體悟,學問才能內化為生命,才能有助于君子人格的養成。中文系可以不以培養作家為目的,但中文系不能不以傳承中國文化為目的,而要想很好地傳承中國固有的文化,就必須重視古雅的教育,也就必然要把古典文體的習作設為必修的基礎科目。

                        又不止此也。程大璋《與鄔伯健書》第五首云:

                        伯乾同學:日前得詩四絕,皆見進步,次絕格尤高。近時科學精神與昔年治樸學者相似,于詩詞一道,日皆暌隔。自茲而后,治此者益鮮,而人倫上無高尚之快樂矣。能葆守斯道,以存溫柔敦厚之教,亦不可以已也。45

                        傳統的詞章之學,不止是一種教育,更是一種人倫上的快樂,對塑造健康的心智其用至大,故不可以已。如果中文系的目的是王力和當代很多中文系教授希望的那樣,是在造就學者的話,就正如李廣田所質疑的那樣,“像中文系之不一定能造就多少新舊文學作家一樣,恐怕也同樣造就不出多少國學家或學者?!?6

                        文學的最終目的不是益智,而是塑心;不是要人去理解文學的來龍去脈,而是要人能欣賞文學,為文學而感動,從而擁有更加美好的心靈。亦唯有真心熱愛中國傳統文學,才能養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摯愛。誠如戴建業所云:“文學史與古代文學屬于兩種不同的知識形態:前者屬于歷史,后者屬于文學;前者是一種外在化的知識,它的獲得和占有無須個體的心靈體驗;后者是一種內在化的知識,它兼有‘情’‘意’‘味’。外在化的知識只須記憶和理解,內在化的知識還須感受和體驗?!?7我們必須得承認,文學研究、文學史研究都不是文學本身。文學在本質上是藝術,它主要依賴于從事者的性情,最終也主要對受眾的性情產生影響?!对姶笮颉吩疲骸罢檬?,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闭蚩吹皆妼Ω邪l性情的巨大功用,孔子才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币栽娊虨榻逃袒?。今天我們可以把詩擴展到文學,大學中文系應當承擔起培養中國文化的傳承人、培養文學的教化之士的任務。固然,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科學新傳統尚有著強大而頑固的勢力,但有志于開拓的大學主政者,卻不宜就此懈惰,而不作推動之努力。筆者贊同聞一多將語言學單獨分系的意見,而認為將語言學分出去后的大學中文系亦可再析為文學創作專業與國學藝術專業,而這兩個專業,均應將古詩文的習作設為必修課程。至于目前全國高校通行的中文系的培養方案,是以培養文學研究的學者為目標的,這完全可以放在研究生階段再進行。因為人所共知的兩個事實是:一、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進入社會,學了一肚子文學理論完全無用,只有博士畢業才有可能從事學術研究;二、大學中文系本科乃至碩士畢業生,整天學的是文學史、文學理論,能讀過基本的文學經典的都很少,如何指望他們能成就學術的大事業?文學研究固然需要史的眼光和理論的輔助,但文學研究的基礎是對作品有深刻的賞會,這必須要經過長期的沉潛涵泳,舍夫辭章習作,又安可致之呢?

                        故文學創作專業宜酌參丁易的設想,開設白話文學的文藝理論、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賞課程,通過具體而微的剖析,讓學生熟知中外文學創作的結構技巧與文字技法,并輔以大量的創作實習。但也應保證一定課時的本國的傳統文體寫作訓練。當代作家偶一操觚傳統詩賦,幾乎必鬧笑話,雖名家不免,中文系有責任不能讓這樣的狀況再延續下去了。

                        而國學藝術專業之“藝”,更多是儒門六藝之“藝”的意思,專為培養中國文化傳承人而設。民國時期的大學中文系教育,普遍注重國學經典專書的研讀,以至于廈門大學提出將國文系更名為國學系,以為國文系所設科目,內容關涉語言文字、文學、其他國故若經學、禮樂、歷數等,暨目錄學、??睂W等關于治學方法的學問,“其性質既不一致,統稱之曰國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為中國文學系,又覺含義不周,失之過狹,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謂中國固有一切學術為支那學(Sinoloyg),國人自稱則可直名為國學,蓋國學系所以教授關于國學之基礎學識,國學研究院所以資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稱,庶幾本末一貫,名實相符矣?!?8又如中山大學中文系,在古直主政時期(1932年8月-1935年6月),其《課目表》就純粹是國學的內容。該系必修課程分講授與自修二類,講授類之“基本國文”實即讀經,由《孝經》始,歷《論》《孟》《毛詩》《禮記》《左傳》而《周禮》《尚書》《周易》,另有《爾雅》郭注、小學大綱、《說文解字》等?!段倪x》一書,是詞章之本,貫穿全部四年,而四庫總目、前四史為自修。選修課程則有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經學通論、文學史、目錄學等通論性質的課程,又有各專書之研究及各家文選、詩選等。49可見,民國時期的中文系,凡偏于傳統學問的,都不止是中國語言文學系,更是國學系。而這一傳統在1949年后,因學習蘇聯教育模式而徹底中斷。1950年,夏承燾先生記曰:“午后開中文系總結會,石君主任報告年來課程變更,謂往事專書選讀,有《詩》《易》、三《傳》、三《禮》、《論》《孟》《老》《荀》等,今只開《詩經》、聲越《放翁詩》、廉先及予之《楚辭》、《樂府詩集》、專家詞,由國學轉入文學矣?!?0國學教育的傳統,應該在今天大學中文系中得到恢復。故國學藝術專業可即以古直所定的中山大學中文系課目表為藍本,再加上書畫、昆曲兩門必修,以增進美育,傳承樂教。

                        學生經過本科階段這兩個專業的訓練,進入研究院深造,必能恢復夏承燾、徐聲越、錢仲聯、程千帆、霍松林等老一代學人的榮光。倘若當代的中文系果能改弦更張,一面恢復國學教育的傳統,一面重視各體文學的習作,未來的大師必能趁時而生,即使將來不從事學術研究,本科畢業后即工作,也會更得用人單位的欣賞,因為他們學的都不再是虛空的理論,而是實實在在的文字運用技能。

                        附記

                        2019年7月,我應邀出席香港嶺南學院舉辦的“古典體詩教學、創作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間施議對詞丈以《貂裘換酒》首唱,有“昔日盟鷗今何處,與傳杯、消息尋都遍。憑一脈,總難斷”之語,蓋謂中國文脈,不絕如縷,我輩自當堅守勿失。張師海鷗暨友人董就雄兄均有和章,我亦依原韻濫竽,有云:“大雅扶輪千劫后,想他年應發佳蒔遍。天不易,道焉斷?!币饧次拿}雖經劫運,而終將重光,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篇拙文,就是在香港與同道交流后而寫成的。近聞北京大學成立文學講習所,曹文軒師任所長,深為母校此舉而欣慰。振衰救弊,或由此始。

                        前年會后,兩位參會的前輩詹杭倫教授、吳相洲教授均以英年而下世,思之不勝西州之慟。詹杭倫教授原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任教,后轉香港大學中文系,又在退休后赴大馬講中國古典文學及詩詞創作,逝時才66歲。2009年我博士畢業,他希望我能到人大國學院工作,接替他講詩,殷愛眷眷,何敢忘之?吳相洲教授就更年輕,竟以未及花甲之齡往生。猶記他在會上說:“學藝術的都需要藝術專業考試,學文學的居然沒有文學創作能力的入學考試,不可思議!”兩位前輩,一重實行,一具卓見,他們都看到了當代中文系重理論而輕創作的弊端,而力圖稍作挽救。今天重閱拙文,憶起二公音容,不覺淚涔涔沾襟。

                        2021年5月23日記

                        (作者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注釋:

                        1:聞一多:《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二系機構芻議》,見《聞一多全集·三·雜文》,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489-492頁

                        2:郭沫若:《聞一多全集·一·郭序》,同上,第5頁

                        3:李思樂:《詩經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4:蔡正華:《中國文藝思潮·八·新文學運動》,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44頁

                        5:李思樂:《詩經通義》序言。見聞一多著,聞羽惠校補:《詩經通義》,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頁

                        6:王瑤:《談古文辭的研讀》,《國文月刊》,第六十八期,第5頁

                        7:程俊英:《我對于中國文學系課程改革意見》?!秶脑驴返?5期,第21頁

                        8: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秶脑驴返?7期。第1頁

                        9:朱自清:《關于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兩個意見》?!秶脑驴返?3期。

                        10:朱維之:《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趨勢》?!秶脑驴返?5期。第6頁

                        11:徐中玉:《讀聞朱二先生文后》?!秶脑驴返?5期。第2頁

                        12:呂叔湘:《關于中外語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課程的分組》?!秶脑驴返?7期。第1頁

                        13:《國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編輯后記

                        14: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15: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2頁

                        16: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4-5頁

                        17: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8:丁易:《論大學國文系》,《國文月刊》第39期,第5頁

                        1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20: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1:趙執信《談龍錄》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币婈愡兌|c:《談龍錄·石洲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頁

                        22: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編》,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22-23頁

                        23: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同上,第26頁

                        24: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5: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6:傅庚生《中文系教學意見商兌》,《國文月刊》第49期,第15頁

                        27: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頁

                        28: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3頁

                        29:王了一:《大學中文系和新文藝的創造》,《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頁

                        30: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16期,第2頁

                        31:同上。

                        32: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4頁

                        33:程會昌:《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

                        34:程會昌:《關于〈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國文月刊》第68期,第6頁

                        35:陶光:《義理·詞章·考據》,《國文月刊》第28-30期合刊,第17頁

                        36:同上,第18頁

                        37:徐中玉:《國文教學五論》,《國文月刊》第66期,第2頁

                        38:錢仲聯著,周秦整理:《錢仲聯學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頁

                        39:見《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

                        40:程千帆著:《唐詩課》,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12-13頁

                        41: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轉引,《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2:程會昌:《部頒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平議》,《國文月刊》第1卷第10期,第16頁

                        43:潘光旦:《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再論解蔽》,見潘乃谷,潘乃和編:《潘光旦教育文存》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頁

                        44: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編》,第27頁

                        45:程大璋:《無終始齋詩文集》,番禺鄔慶時印,1928年,卷三

                        46:李廣田:《文學與文化——新文學和大學中文系》,《國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頁

                        47:戴建業:《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學現狀與反思》,《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第87頁

                        48:廈門大學編譯處周刊部:《廈大周刊》第157期,《國文系改稱國學系之理由草案》,1926年10月,2-3頁

                        49:古直:《廣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課目表》,《國學論衡·國學近訊》,1933年第2期,第1-11頁

                        50:1950年3月16日夏承燾先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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